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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里程碑与中国共产党领导力


时间:2019年10月16日 15:16
作者:管理员
来源:方阵网

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表面的偶然性往往蕴含着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恰恰内含于表面的偶然性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难探索和辉煌历程中,建立中国共产党,迷茫的中国迎来了引路的“灯塔”;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苦难的中国树起了站立的“丰碑”;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落后的中国举起了富强的“旗帜”。三大历史性事件、三大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分别走过的近100年、70年和40多年艰难历程的历史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不断彰显的时间起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存在差异,完成这些历史任务所要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尽相同,而党自身的发展状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展现出不尽相同、各有侧重的特点,成为铸就不同阶段辉煌历史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力发挥引路“灯塔”的作用

建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艰难困苦的中国人民有了坚定可信的领导政党,苦难辉煌的中国革命有了坚强可靠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显露出来,引路“灯塔”的作用尤其明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体系中,政治领导力具有统领性质。主要表现就是在关键时期和重要时刻发挥政治定向的作用,在发生重大曲折和严重错误时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发挥政治定向的作用主要包括 :以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国共联合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推动构建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形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以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为标志,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以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为标志,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制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实现了全面抗战的目标和国共军队配合作战,为争取人民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毛泽东1948年12月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1949年1月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为标志,彻底揭露蒋介石集团的“和谈”阴谋,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逐步解放江南和广大西部地区,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导演的“划江而治”以阻止中国革命的计划破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发挥扭转乾坤的作用主要包括: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连续纠正八七会议后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以及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临时中央所推行的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等 ;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并分别于1940年和1941年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于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和以皖南事变为最高峰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为形成抗战新局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解放战争初期,针对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而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对国民党采取退让政策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以人民解放战争“打倒蒋介石”的英明决策,从而一鼓作气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体系中,思想引领力具有基础地位。主要表现就是不断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并运用创新理论统一思想、抵御错误思潮的干扰。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及至新中国成立前,党的思想引领力发挥作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抗日战争的持久战理论的提出以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确立。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冲破教条主义的严重束缚和重重阻力,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想,从而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抗日战争时期,针对“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等“亡国论”论调和指望英、法、美甚至苏联出面可以迅速结束战争的“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写就了《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军事理论著作,批评和纠正了错误思想,指出了中国抗战的正确道路是持久战,从而奠定了抗战胜利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在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党召开了七大。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其历史性贡献就是确立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一方面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和党的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另一方面对统一全党思想,指导全党的行动,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体系中,群众组织力具备重要手段功能。主要体现就是我们党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推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以及在此基础上把党的正确主张和国家意志转变为群众自觉行动的能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人不仅依靠人民群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在根据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更重要的是在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积极支援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极大地支持和鼓励了其他地区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无论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还是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创建,无论是国共军队配合作战的前方战场还是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部战场,无论是沦陷区的反日斗争还是解放区的局部反攻等,无不体现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人民战争的性质。党领导的解放战争同样是在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取得最后胜利的,尤其是战略决战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更是党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巨大动员和全面组织,得到各方力量支持的空间规模的大决战。三大战役中,人民群众主要依靠简单人力和落后工具,通过肩挑、车推、驴驮、船运等方式,将大量军需物资运往前方、将众多伤病员运往后方。据统计,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大小支前车辆141万辆,担架 36余万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曾经感慨:“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体系中,社会号召力具有目标导向功能。主要体现就是我们党号召社会不同群体、各个阶层和各方力量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社会影响范围、凝聚社会形成合力的能力。在大革命时期,五卅运动和大革命高潮的兴起就很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作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伟大运动,显示的是各革命阶级、各民族民众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联合斗争,彰显的是党社会号召力的“牛刀小试”,也标志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到来,无不显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作用。如 1935年12月北平发生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党号召社会尤其是青年进行抗日救亡的一次成功示范;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是党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抗日的有效行动。抗日战争胜利后,顺应全国人民对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党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并且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和平建国。尤其是1945年8月,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真诚谋求和平。解放战争夺取全国胜利后,党把动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等社会各界参与筹建新中国摆上议事日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参与会议的人员以及由此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社会动员力的成果。

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党的领导力发挥树立“丰碑”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我们走过了充满荆棘、十分坎坷和极不平坦的道路,但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伟大社会革命仍然是近代中国乃至近代世界最深刻的社会变革。新中国成立及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就,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发挥了树立“丰碑”的作用。党的政治领导力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统一。民族独立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宏图夙愿,为了拯救危难祖国和苦难民族,无数革命先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地顽强奋斗、奋力拼争,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唯有新中国成立,才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历史,民族复兴从此迎来无限曙光,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全世界不得不承认的客观事实。因此,党的政治领导力发挥作用的首要成果就是民族独立。从本质上讲,人民解放就是人民在政治上成为自己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获得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就是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前提,其基本制度形式就是 1954年9月正式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重要制度载体,体现中国各族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国家统一不只是在形式上的统一,更为重要的是真正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新中国成立是真正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政治保证,因为只有新中国,才真正结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扭转旧中国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国家“四分五裂”的状况,真正实现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战略和统一行动能够付诸实施。

党的思想引领力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党的总路线的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推动对拨乱反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我们既要巩固新生政权,又要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中间还穿插了一场由不受中国控制的因素强加给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始终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确定下来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完成这一首要任务的引领力量,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引领全体人民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期,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虽然经历了曲折特别是“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具有引领性的正确思想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最为突出的就是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一系列新方针的提出,诸如“向现代科学进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邓小平曾这样评价《论十大关系》:“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为了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澄清思想混乱,必须在思想路线上实现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不仅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为我们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引领党和国家实现历史性伟大转折的思想前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

党的群众组织力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形成群众路线并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步入向社会主义过渡阶段,军事斗争上,无论是完成中国大陆的统一,还是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斗争,抑或是抗美援朝战争;经济建设上,无论是建立国营经济和新的经济秩序,还是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抑或是进行“一化三改造”和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政治建设上,无论是全社会的民主改革运动,还是在执政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抑或是第一部宪法的制定颁布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正式实行;外交发展上,无论是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制定和实施,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和坚守,抑或是围绕台湾问题同美国的斗争和博弈等。新生的人民政权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攻坚克难、闯关夺隘,为接下来的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奠定重要基础。1956年党领导人民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阶段,不仅更加积极地发挥群众智慧和群众力量,而且还形成了对于我们党来说至关重要的群众路线。由此,党的群众组织力进一步得到释放,特别是党的八大很好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方针,并且郑重提出了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这一重要观点,把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作为执政党必须着力解决的历史任务。这就为随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增强党的群众组织力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政治基础。

党的社会号召力发挥作用的主要表现:通过动员社会、凝聚社会力量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积极成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经历长期战乱、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基础上搞建设,没有强大的党的社会号召力,不可能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体系。此间,我们先后经历了三年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三大改造,并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我们也先后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但党的社会号召力从来没有退场。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工程的完成甚至“杀手锏”的成功,无不体现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威力。最为典型的是,新中国初期,一大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从国外学成归国,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和李四光等著名科学家。他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或毅然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和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或历经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寻求归国之路。他们是在党的社会号召力感召下怀揣一颗强烈的爱国之心,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的。他们是真正的共和国的“脊梁”,共和国的历史上将永远镌刻着这些人的英名和丰功伟绩。

三、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党的领导力发挥高举“旗帜”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拉开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坚定地走下来的。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40多年来,在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发挥了高举“旗帜”的作用。党的政治领导力主要表现为政治定向、高举“旗帜”的作用。首先,1978年冬天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这一具有扭转乾坤的决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和伟大创造,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革命。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其次,1992年春天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谈话,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提出并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三个有利于”标准、计划与市场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等一系列重要论断。这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再次,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断,为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擘画了清晰的蓝图。

党的思想引领力主要表现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并持续发挥引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作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群众组织力主要表现为组织群众并同时发挥群众聪明才智和创新创造的作用。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主张的内在统一和同频共振。我们党通过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带领人民前进,又从人民的实践创造和发展要求中获得前进动力。这是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无不凝聚着党领导下的群众聪明才智和创新创造的发挥。党的群众组织力从来没有缺场。1978年冬,小岗村农民的“红手印”拉开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序幕。20世纪8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在苏南、浙江等地异军突起。它是我国亿万农民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创造的在农村就地就近就业的新路子,也是继联产承包解决农民温饱之后,实现农村小康生活的又一把钥匙。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无不凝聚着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参与、创造和贡献。在“引进来”的项目和技术中,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各类人员的身影;在“走出去”的项目和技术中,也有大量非公企业、个人的贡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是党的群众组织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党的社会号召力实质上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在推进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挥作用的集中表现。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党的政治领导力把方向,党的思想引领力强基础,党的群众组织力重手段,党的社会号召力聚共识。结束十年动乱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政治领导力定方向的作用发挥出来;全会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特别是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体现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础作用;无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要决定还是邓小平重要讲话,都是在总结党领导人民群众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作出的。党的社会号召力正是在上述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发挥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苏东剧变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一锤定音,党的政治领导力把稳方向;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陆续成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思想引领力强健基础;党通过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坚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并进一步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党的群众组织力进一步为改革开放添砖加瓦。正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发挥积极作用,党的社会号召力凝聚改革开放共识才有了必要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一锤定音,党的政治领导力显现出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挥了党的思想引领力的基础作用;党的群众组织力在随后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中也得到了彰显。所有这些,都是党的社会号召力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