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产业，要有规模和有效益地发展。但是究竟能不能成功、农民能不能受益，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费孝通先生说，农村的工业是从“农业里长出来的”，和一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和传统经济有着很强的联系。如果搞一些“飞来”的产业，就要解决好适应性的问题。

比如，我们去湖南一个村子进行扶贫调研，该村种植杭白菊很难推广。其实从自然条件来说，杭白菊是很适应这个地区的，但是农民不爱种，主要原因是嫌麻烦。三四月播种，十月才有收获，还离不开人。菊花收获的时候也很难收，有的时候天不亮就要去摘，等到它全开的时候再摘就晚了。那么农民不愿种是不是说明农民很懒？并不是。

社会学做田野调查，不能从表面看问题。菊花之所以“粘人”，是因为农民很“忙”。贫困的农民，家里有更麻烦的事情。他之所以没出去打工，可能是因为家里有卧床的老人或者其他的拖累和负担。既然不能出去打工，他在家就无暇种植菊花，这是同一个道理，他只能种水稻，因为水稻不用天天照看。

农业产业扶贫，最重要的是“适应性”。也就是说，产业要在这个地方活下来，不是适应这里的水土就行，还要适应这里的“乡土”。“适应性”就是要有“乡土性”，这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学味道的大问题。很多人不懂社会学，只是去算数字账，搞起来就会吃亏。现在有很多投资方，从村里包了很多地，看到什么赚钱就大规模种什么，最终却很难赚到钱，原因就在这里。

产业扶贫是扶贫的关键问题，但是真正做得优秀且长久的产业少，好多产业都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只算经济账，眼睛里没有“人”、没有“农民”。如果搞产业不用当地的农民，而是用外地人或机器人，则另当别论。

农业生产本身有一些特别的困难，很容易偷懒磨洋工，难以监督。这个不像在工厂里，派个车间主任，再安些摄像头，谁偷懒扣谁奖金。扶贫最关键的问题，既不是设施、也不是资金，是人的问题。发展好产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能人返乡。农村的人才和产业发展互为因果，这是非常重要的道理。

另外，扶贫工作和扶贫机制也很重要。我们在调研中感受最深的是一些此前没有的体验。现在说的“脱贫攻坚战”，在有的地方，从表面上看，形式化的东西特别多，比如到处都是表格、材料、文件，有人说是“文牍扶贫”，然后不停地有人来视察，有人来督导。其实这背后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不分具体情况硬把干部派下去驻村，也属于形式化的做法。但是反对这些形式化问题，要有限度。

形式化的东西有两面性，即使扶贫干部被迫下乡，他们看到了贫困户的情况，心有不忍，做了些实事，这就是真心帮扶。真心帮扶，最重要的不是帮扶，而是真心。只要付出真心，对方就能感受得到。社会学，最重要的就是要关注心与心的感通。扶贫的问题，无论是扶持的还是被扶持的，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