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加快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2016年，习近平同志在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只有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不失其本，开辟新境。就此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卫兴华。
一、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采访者：卫老师，您好！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直是我国理论经济学努力的目标。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理论层面我们应当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
卫兴华：在这个问题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提法，即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创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两种提法的内涵是完全相同还是有所区别？从总体上说，两者基本一致，但细推敲起来，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从两者的一致性来讲，其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与现代化，是“源与流”的关系。但是，如果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两者的具体内容会有所区别。
如果教科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书名，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分析方法为思想源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依据，那么其主要研究的应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律，当然也可以讲一些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理论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特点。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联系，而且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外资经济和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因此，应该分清不同经济成分的社会性质和发展规律。如果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书名，则既应概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更应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和新特点进行分析和研究；同时，着力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制度和经济规律。
采访者：就第一种提法而言，的确需要从理论上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在如何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您是如何思考的呢？
卫兴华：怎样创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涉及的问题很多。目前，虽已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有益的研究成果为依据，但也应看到，在一些基础理论和重大理论问题上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在“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问题上，还存在既没有学好更没有用好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系统梳理和辨析、认真深入讨论，以形成基本共识。在对新的经济事物的认识上，在怎样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认识上，会有不同的理论认识，这是必然的，可以相互交流、补充，力求达成共识。但是应当共同遵循：一是真心诚意学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求其真解，避免误解、错解；二是发表论文、举办学术讲座，多讲真话、实话，提一些以具体事例为根据的意见。
二、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
采访者：看来，要澄清理论盲区和误区，离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不行的。近年来，西方社会出现了“回到马克思”的声音，这对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什么启示？
卫兴华：古人说：“不失其所者久。”在经济理论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不回到《资本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博大精深，需要认真深入地学习才能把握其真谛。学好才能用好；如果学错了、学歪了，也就必然用错、用歪。当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前者是源，后者是流。我们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正本清源。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反之就要遭受挫折。
目前，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因此，不能将马克思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立单一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起点模式。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进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央提出的一系列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指导着我国的发展。然而，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理论及其方法的理解和把握，还存在着不少模糊不清乃至误解、错解、曲解的地方。
对公有制、按劳分配和计划调节等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论断，还存在着曲解和错解的倾向。例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起源时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这整个发展的基础就是对农民的剥夺。这种剥夺只是在英国才彻底完成了……但是西欧其他一切国家都正在经历着同样的运动。”然后接着说，“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这一观点被曲解为，“《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所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只适用西欧”。但是马克思在这里根本没有讲把社会主义运动“只限于西欧各国”的话，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意思。所谓“这一运动”只限于西欧各国，并不是指社会主义运动，而是专指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初期剥夺农民土地的“运动”。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也存在着曲解和错解的倾向。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因而改革开放时中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三大报告还提出了生产力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没有生产力的大力发展，只能搞贫穷的社会主义。所以，当时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生产力标准，这是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正确主张。但是，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而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然而，有的学者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力量，错解为“唯生产力论”；把生产力标准论错解为“唯生产力标准论”。我认为，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既要重视发展生产力，也要重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是要把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统一起来。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解和错解，还体现在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歪曲上。例如，一些人否定我国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这里只从怎样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进行辨析。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从俾斯麦致力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恩格斯在这里批评的冒牌社会主义指的是，有些人把资本主义的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的现象。一些学者以这段话为理论依据，否定我国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国有化举措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相混同，这是理论认识上的错位和逻辑关系上的颠倒。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已经明确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因为它并没有改变资本雇佣劳动这一社会关系，没有消除对工人的剥削，它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俾斯麦的铁路国有化，一是战争时期的需要，二是为了便于获得财政收入。需要看到，恩格斯既批评了“冒牌社会主义”，又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必须将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他用黑体字说明：“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
其实，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毛泽东再到习近平始终强调，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实行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其前提条件是国有经济为主导，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党和政府执政的基础。因此，中央强调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有些人否定国有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否定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甚至有人说国有经济源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而把非公有制经济说成是人民社会主义，认为改革就是要将前者转化为后者，这是大错特错。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误解和错解，还体现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问题的不同解读上。例如，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路径方面，马克思所揭示的客观规律在无形中被忽视或弱化了。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等有关发展社会生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这对我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仍有指导意义，但是多年来，国内一些论著和多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词典中对此存在着误解、错解。
第一个错解是，只注意到《资本论》第2卷中关于将固定资本折旧费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论述，没有注意到同卷中另一处关于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的论述。前一处论述是：“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马克思这段话讲的是，企业的固定资本价值转移到产品中，产品销售出去转化为货币后，可以再投入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办法：外延上扩大和内涵上扩大。前者是增加机器设备，扩大厂房；后者是不增加机器设备，可以在原有厂房内进行技术改造，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请注意，这是用折旧费扩大原企业生产的两种方式。由于每年的折旧费一般不会很大，所以只用于原企业的生产扩大。《资本论》中还有一处关于外延型和内涵型扩大再生产的论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涵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这里讲的是，将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资本积累用于扩大再生产。由于积累的资本较大，可以另投资建设新工厂，也可用于扩大原有旧工厂，也可以两者兼有。有些学者没有注意到或没有将两处的论述统一起来解读，产生了误解。
第二个错解是对这两处论述没有准确解读。将固定资本的折旧费用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有两种举措：外延型扩大和内涵型扩大。增加机器设备、扩大厂房面积，是外延型扩大。但这并不排除增添新的技术设备，既可以扩大厂房，增加技术含量高的新的机器设备，也可以扩大场所，增添相同的机器设备。但是，学界只进行了后一种解读。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增添机器设备，进行内涵型扩大，便只能在原有企业采用新的技术，提高生产资料的效率。但如果改变生产条件，比如职工劳动由原来的一班制改为两班制，既不扩大场地，也未采用新的技术设备，只是增加工人和生产资料，也可实现内涵型扩大生产。
从马克思后一处关于扩大再生产的论述来看，无论增加新工厂，还是扩大原工厂，没有再提是否采用新的技术设备提高生产资料效率问题。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际生产情况来看，建立新工厂，既可以是原技术水平的重复建设，也可以采用最新技术设备。而且在现代生产中，应当尽量减少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增大新兴高科技产业，这种外延型扩大生产绝不是学界解读的，只是场所扩大没有技术进步的再生产。资本积累在原企业内增大投资，可以是整体上没有技术进步的扩大生产，也可以是整体上采用新技术提高效率的扩大再生产。应该分清仅从企业微观角度看和从社会宏观角度看的内涵与外延的区别。
第三个错解是把“外延”与“粗放”等同，“内涵”与“集约”等同，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尽管在英文中外延与粗放、内涵与集约是同一单词，但一字或一词可以有多义。可以是外延型扩大、集约型经营，也可以是内涵型扩大、粗放型经营。如高新技术产业的新建，就是外延型扩大与集约型经营的统一。因此，我国提出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增长方式，不应该如有的学者那样，将其理解为由外延型转为内涵型增长方式。2016年我国每天有一万五千个新企业产生，这种外延型扩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不能与粗放型等同。
三、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采访者：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是维护经济学的科学性的法宝。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开放的、发展的，是为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在当代中国，只有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更好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在这方面，当前我国应注意哪些问题？
卫兴华：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发展生产力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经历了曲折与复杂的探索过程，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进行系统的、认真的理论总结，以探求和把握经济规律。在总结中要实事求是，不回避问题，不以成功方面淡化和掩饰失误、错误方面，也不以失误和错误方面贬低或抹杀成功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
可以讲，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得失成败，都与是否正确把握和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有关。1957年前，只用三年时间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随后又顺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以和平方式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较快，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得也较快。这与既重视发展生产力，又重视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关。1956年党的八大决议提出，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提出这一矛盾意味着，为了建立先进的工业国和满足人民的经济文化需要应快速发展生产力。当时，我国认同和宣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思想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是利用先进科技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目的是致力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后来，这个规律及其内容不再被提了，但其并没有错。
发展社会主义，从经济上讲，必须抓好两大环节：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不断提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本质的原理。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怎样搞好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讲是要让劳动人民摆脱受剥削、受压迫、受贫穷的境地，成为社会的主人，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过上如列宁所说的“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为此，就需要快速发展生产力。需要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未来取得社会主义胜利后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原是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著的《共产党宣言》就是着眼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后，首先把生产资料掌握在国家手中，“尽快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我国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取得革命胜利的，因而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生产力水平相比，差距很大。为消灭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就必须首先着力快速发展生产力，提供物质条件。为了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必须使生产力在发展的速度上快于资本主义国家，不断缩小差距，体现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的另一个优越性就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贫富分化，但因生产力极端落后，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后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在不断提高，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并不能保证消灭剥削和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为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要以搞好公有制为基础。
采访者：客观地看，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探索，在实践中则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设想的具体应用。在这一过程中，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很重要，都要用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总结。
卫兴华：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坚持历史的观点，要始终从现实国情和发展的阶段要求出发，既要避免“舍本求末”，也要警惕“过犹不及”。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进行，是遵循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结果。但是后来一段时间，忽视了由于没有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经验，可能遇到的各种困难和复杂的局面，背离了决策中科学的主观能动性。将马克思所讲的“一天等于二十年”错误地运用到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上来，而马克思的原意是就革命年代会引起社会迅速变化而讲的。掀起了违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大跃进”，而且将赶超美英的时间越讲越短。这样赶超任务的提出，没有全面衡量和比较我国与英美的经济发展差距表现在哪些方面，没有提出科学的有关统计数据，把赶超的目标只局限在主要工业产品首先是钢铁的产量。快速发展生产力是其本意，其出发点是想办好事，但违反经济规律行事，适得其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八大”的路线，转向集中力量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针对那些错误，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针对不完全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情况，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述，回归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等都是从上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最终目的引出来的，是服务其本质要求的。为了适应我国在生产力落后条件下快速发展的要求，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了遵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规律，既不搞单一的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而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了快速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改革与发展的规划和理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与发展的新理论。
采访者：改革开放开辟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境界，但也存在着一些新的困难，面临前进中的新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用马克思主义（包括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总结？
卫兴华：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以生产力标准衡量工作的是非得失，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我国经济发展的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全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坚持发展与创新密不可分。但是也不能忽视，我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及其带来的诸多问题。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结合起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是法制经济，而我国是在法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另外，发展社会主义，需要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我国从改革开始就一直提出，改革的中心环节是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但怎样搞好国有企业，一直处于探索过程，“摸着石头过河”。因而在现实中导致问题不断出现。
采访者：目前社会上对贫富差距扩大的议论较多，理论界围绕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如何实现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显然不能忽视这些理论争论后面的现实背景。
卫兴华：这个问题是一个更为重要而又敏感的问题，不能回避不讲，因为这与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在实践中出现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发展趋势，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比较明显。中央已经关注这个问题，强调保障与改善民生，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习近平同志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以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得到重申和强调，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
应该清醒地看到，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全国不同阶层的财产存量和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有的学者不承认我国存在两极分化，这并不符合事实。如此看来，贫富分化的概念需要厘清。过去讲两极分化，其含义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我国目前虽存在富者愈富的事实，但不存在贫者愈贫的情况。我把前者称作绝对两极分化，后者称作相对两极分化。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需要践行共享发展理论。一方面为缓解贫富分化，要扶持低收入者提高生活水平，这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先富的人应多为脱贫、共同富裕作贡献，这是必要的另一环。可以明确，缓解和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不能劫富济贫，也不能限制富者愈富和富者人数增多。反之，则违反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也会损害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之，我们应采取多项措施，积极、稳妥地解决两极分化问题，促进共同富裕目标早日实现。